一是文化意义，这是士大夫的根基，没有文化便谈不上士大夫。

二是道德意义，在春秋以后的语境中，“士”和“君子”基本上是同义词，而这两种身份到了唐宋以后，基本实现合流为儒。在他们看来，士君子应当临危不苟免，行事磊落，坦荡无私。

三是政治意义，食君之禄，谋君之事，以天下之忧为己忧。

在这三重意义上，士大夫群体最看重的是第二种，即道德意义。《孔子家语·儒行解》中着重讲了士的道德标准，“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从道德层面解读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洁身自好，不贪不佞。《孔子家语·儒行解》：“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能做到以上举的这两条标准，基本上就符合了儒家士大夫的行为规则。

儒家之士在社会人群中的存在，讲究的是以德服人，以仁义教人，如以上所举的“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们多出身贵族，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所举的臧文仲、子罕、吴季札等二十人，但后人从春秋的高级官僚身上已经看到明显的儒家行为特质。

正如钱先生所说：“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

虽然儒家思想因为孔子而发扬光大，实际上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姬旦。孔子的儒家学说只是集大成而已。孔子平生最大的偶像就是周公，他曾经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从西周开始，卿大夫们就开始积极地融入政治生活中，如反对周穆王穷兵黩武的祭公谋父、劝周厉王多听社会下层民意的邵公虎，以及和郑桓公姬友进行国运大讨论的太史伯等人。

“道德”一词，不仅为道家所用，也成为儒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各方对“道德”的解读不尽相同。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开篇就讲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明儒家思想在早期阶段就已经非常注重培养知识分子兼爱天下的普世情怀。

先贤的表率作用，也深深影响了春秋时代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大夫士们，促使他们坚持自己的道德及政治操守。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两位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用实际行动完美阐释了“内称不避亲”和“外举不避怨”。

先来讲一下“内称不避亲”，代表人物是卫国的大夫石碏。

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成语“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创造者就是石碏。在讲述石碏的故事之前，先把卫国的世系简单地介绍一下。

在春秋前期，卫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处在晋、宋、齐、郑之间，统治区域大抵在今晋冀豫鲁四省交界之处。以与周朝王室的关系亲疏来说，卫国是正宗的龙子凤孙出身，卫国的第一任君主卫康叔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深受千古一相周公旦的喜爱。

卫国是姬姓诸侯国中比较严格遵从周公政治思想的国家，卫康叔是卫国最著名的贤明君主，能“和集百姓”，曾经被周成王通令表扬。卫国国祚传到卫武公姬和时，已经是第九代了。

可以说姬和是小一号的卫康叔，他在位期间，奉行祖先康叔的仁政，史称“百姓和集”。卫国本来是侯爵，但在著名的幽王之乱时，姬和曾经出兵帮助周平王，所以平王很感激姬和，把卫国的爵位由侯升为公。姬和在位时间相当长，足有五十五年，公元前758年，姬和寿终正寝，太子姬扬即位，就是卫庄公。

姬扬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但他有幸娶到了一位著名的美女，跟着老婆在历史上出了一把小名。这位美女就是庄姜，因为她出身姜齐，又嫁于卫庄公，所以称为庄姜。关于庄姜的爱情故事，以后会专门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