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公就是文后自称的“河南褚季野”也即后来的太傅和康献皇后的父

褚公就是文后自称的“河南褚季野”，也即后来的太傅和康献皇后的父亲，但在文中他还只从章安县令升为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社会上知名度虽然很高，仕途上的官儿还不大。一次他乘商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钱唐”也称为“钱塘”。正好吴兴沈充作钱唐县令，碰巧也送客过浙江，客人一下船就投宿钱唐亭。钱唐亭的铺位本来不多，那位亭吏当然知道孰轻孰重，为了让当权的县太爷的客人住在亭内，便把褚季野赶到牛棚去安身。住旅店应该有个先来后到，亭吏竟然将先来的客人赶进牛棚，好给后到的客人腾出床铺。他为什么敢如此放肆无理呢？听听他回答沈充时的话就明白了：“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原来在亭吏眼中，先来的褚季野只是“一伧父”，后到的则是有身份有派头的“尊贵客”。他这条“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穷人都狂吠”的哈巴狗，赤裸裸的势利眼只是使人觉得可笑，那位姓沈的县太爷对褚季野前倨后恭的丑态则叫人恶心。

沈县令望着天问“牛屋下是何物”的神气，把一个土皇帝目空一切的狂妄虚骄写得活灵活现。“是何物”另一本子作“是何物人”，“是何物”更加形象，于义为优。想来他必不敢问“朱门之中是何物”，因为县令以为牛屋下必是贱人。六朝时南方人称北方男子为“伧”，“伧父”就是粗人和贱人。既是贱人就不是“人”而只是“物”。从亭吏口中得知牛屋下是“一伧父”后，他那县太爷的气派就更足了。加之送“贵客”的席上又贪了杯，他满脸酒色满嘴酒气地遥问道：“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他请“伧父”所食之饼是宴席上的残羹，从那直呼“伧父”的称呼里，从那“姓何等？可共语”的命令语气中，不难想象他居高临下的威严。可是，等牛屋下“伧父”举手回答“河南褚季野”后，沈县令刚才那颐指气使的傲气，还有那君临一切的威风，立刻都跑得无影无踪了。“令于是大遽”五字写出了他极度的惶恐，“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不仅不敢直呼“伧父”，甚至“不敢移公”——连将刚才称为“伧父”而现在称为“公”的牛屋客人从牛屋移到亭中也不敢，自己连忙跑到牛屋下去递上名片，那样子要多谦卑就有多谦卑，主子的尊容转眼就换成了奴才的媚态。“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这位沈县令比小品演员还滑稽，开始当着亭吏轻侮褚季野，现在又“于公前”“鞭挞亭吏”，“更宰杀为馔”是献殷勤，“鞭挞亭吏”是邀宠。前面对“伧父”何其倨傲，后面对“褚公”何其卑微！他比变色龙变得还要快！

这则小品的本意是要借亭吏和沈县令对褚季野的侮辱，来表现褚季野的“雅量”和宽宏，亭吏驱赶他去牛屋下，他一声不响就到牛屋下栖身；沈充直呼“伧父……姓何等”，他恭恭敬敬地“举手”回答“河南褚季野”；最后县令“宰杀为馔”，他“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这一连串的言行举止表现了他的大度和涵养。《晋书》本传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谈中无臧否，而内心里却有是非。他忍辱含垢的海量虽然叫人由衷佩服，但他那喜怒不形于色的“皮里阳秋”又让人觉得阴森可怖。后来与沈县令宴饮时“言色无异”，到底是他不屑于与县令计较，还是原谅了县令先前对自己的侮辱？是鄙视这位县令见民仰头见官低头的卑劣，还是欣赏县令后来对自己的逢迎？鬼才知道。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要是不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不了解庾太尉与陶公谈话的语境，就难以读懂这篇小品文，更难以“读懂”文中的庾太尉。